從近觀到遠望

我成長於八十年代,普通話在學校學了一點很皮毛的,反正不是主要,也不是必須的課…
我成長於八十年代,普通話在學校學了一點很皮毛的,反正不是主要,也不是必須的課。現在說的普通話,更多的是靠小時候每年回鄉探親時的強記。與我同年同代的人,雖然很多在香港出生,但也有很多父母是在內地出生之後逃難到香港,仍有一些親人在家鄉,就促成了小時候與大部份同學每年的大事,「回鄉探親」。小學的學生手冊第一頁,除了每年不太願意貼的學生照片外,還有一項就是填「籍貫」 ,明明就是香港出生,什麼是「籍貫」呢?我問了多少次父親,不是想知道什麼是籍貫,而是想什麼時候可以填「香港」。此刻想像當我的女兒幾年後把手冊遞過來的時候,我該填上個什麼。中國就是一個那麼近又這麼遠的一個地方。
美術科一直是我喜歡的科目,在學習的道路上,無論材料,題材以至想像中的藝術家,都是以西方為主,毛筆與那發臭的墨盒是小時候對中國藝術的唯一記憶。在這個以「中西文化匯粹」為口號的城市裡,我看的是日本漫畫,打的是日本遊戲機,模仿與欣賞的畫作也是日本動漫的東西。哼得不亦樂呼的是宮崎駿的《天空之城》,畫的是鳥山明的《龍珠》,還有第一本的漫畫書,是某天母親放工回家路上隨便買回來的《叮噹》(多拉A夢)。那時小學一年級。當時大熱的還有改編日本的流行曲,同學為之瘋狂的帶玩具食品或零食,還有覺得很高級的「出前一丁」。不知道政府是如何將我這代人受日本流行文化影響抽取出來而變了我城是個中西交流地。
因此,我有意識地繪畫的時候,都是在臨摹一些日本漫畫角色,直至‭ ‬中四(高一),看到一個叫畢加索的傢伙,居然將一件東西的不同角度畫在同一個平面上,稱這才是「真實」,天哪,概念也太好玩了吧。剛好要決定在美術科上走下去,之後直至進入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幾年間,就在西方什麼主義x什麼主義的爭鬥中渡過。
中文大學的藝術系對我往後的創作有了決定性的影響。這是一所提倡中西藝術兼備的學系,學生在三年完成必修課的油畫素描,還有書法國畫,以及中西藝術史,餘下的時間自由選修史科或者中西藝術創作。要在如此短的時間跟本不可能貫通這幾千年的人類兩大文明體系吧,即使我與大部份的同學最後都再廷長一學年,但老實說,整個四年的學習其實是一個中西藝術的入門,剛到門口就已是畢業了。不過正是掌握了這個導讀,使到日後當我想深入探究的時候,知道從何處入手。
當時學習中國書法,中國畫以及中國藝術史是我最頭痛的事。尤其中國藝術史考試播放幻燈片要點出畫家及作品名稱,對我來說,所有國畫仿似是同一個畫家的畫,而且異常沉悶。在學期間,跟同學在大學附近的工廠區租了地方,面對山景工廠,有點超現實,也像世外桃園,並開始了工作室的開放。畢業後我討厭以教學作為創作的支持,總是希望找到另一些出路,雖然如此,當初申請藝術發展局的留學獎學金也沒有什麼期望,最後留學旅居英國也是見步行步。
在英國的三年是另一個影響至深的階段,這裡就只談談兩件關於自己與中國的事。一是中國當代藝術在西方的爆紅及受關注度不斷提昇,許多藝術空間,雜誌,以至官方的藝術館都展出當代中國藝術家的作品。有次大學的室友驚訝地對我說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關於中國城市的影像,我沒想到在他們的世界裡,中國是如此的遙遠,我想他這番說話對我來說才是最驚訝吧!而對他們來說,中國與香港是同一個地方,也沒有分別。可是,香港藝術在這片中國當代藝術板塊裡是不存在的。我並不認為香港最好的那一群藝術家比內地或人家的差,但我卻在學校圖書館掉出來的書中撿到香港第一次參加威尼斯的畫冊,這的確令我很不忿又疑惑。
第二件事說不上是一件事,而是生活在香港及倫敦兩個城市的印象。在香港的時候,不論在學院裡還是在畫廊,藝術家老師面前,我的作品都是被稱為「西畫」,而在英國的時候,就變成了「東方繪畫」。在倫敦的某一天,不知什麼原因,我突然很渴望看到中國的書法,很想去聞一下那曾經發臭的墨盒。我一直以為,國族的分界已經不體現在膚色上,而是在肚子裡,而那個「想找中國書法來看一下」的衝動,也許跟想吃燒鵝的慾望是一致的。不過,我並不認為那是對身份的醒覺,而更大的原因應該是對遠古及過去的祟拜。
當時除了接觸當代藝術之外,另一個使我有興趣的範疇就是古希臘或更早期的西方藝術,我還經常隨手拿些紙,勾畫了些雕塑,大英博物館及V&A都是這方面的好去處,英國國家畫廊的中世紀繪畫也是我的喜好之一,我總是被那近乎笨拙的人物及畫面吸引。
在不斷接觸當代藝術的同時,我卻對於這種「遠古而笨拙」的祟拜越來越強烈,也許這是一個反彈。我認為藝術的創作都是體現藝術家在生存上的追求,也因此成為了社會的一個縮影。因此,策展人不應怪罪藝術家的作品很個人,因為這是必然與必需的,而是反省自己在閱讀藝術作品與社會意義關係之間的能力。我認為有魅力的藝術作品都是來自藝術家那很個人的性格與特質,使他能排除或接受一切外來的壓力或非議,而有深度的策展人,總是能在個人與社會之間鋪設一條寬敞的大道,打開溝通與想像的可能,讓人來往自如。
這「遠古而笨拙」的特質是每個文化也會經歷的階段,這點對於我來說是十分有趣的現象,即遠早在互聯網世代的來臨,人類就已曾經有了「全球化」的現象,而且可能在互不相通的情況下出現。
而另一個意識到的現象,是過往自己在繪畫或生活上追求的某些特質,漸漸地發現可以在中國的傳統繪畫中找到相對應的特質與根源,例如我一直不喜歡油彩那依附在畫布面上的感覺,而更多是利用塑膠彩在木板上製造滲透感,而直至我在英國找到了令畫布變成如紙般吸水的媒介,我才重新以畫布作畫。在作畫的時候,除非是大背景的色面,否則我很少用到排筆,而我更喜歡用圓頭筆畫畫,即畫面是透過不同粗幼的線條組織而成,我更在中國畫畫樹的特質上學習線條的運用。又例如在生活上,我總希望與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在火炭向著山景的工作室總是有種在世界內找尋逃避的感覺,也是我對社會那生活形態不滿下的自處方式。凡此種種,我相信並不只是中國傳統藝術中獨有,也可能產生於其他文化裡,但正因為在香港學習藝術的經歷,使我從那扇門走進去找尋創作上的資源。

東鵬二零一一年三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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